最近，不断看到关于上海政府阻止市民庆祝万圣节，并进行驱赶和逮捕的消息。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忌惮公民参与这些来自国外的节日？这是否仅仅是出于对外来文化”入侵”的担忧？与此相比，为什么在更早的时期并未对外来文化采取类似的限制措施？事实上，这种转变背后有着深层的脉络可循。
这种态度的转变并非突然，而是在权力更替后逐渐显现，特别是在经历疫情三年后变得愈发严格。这反映了一个重要的转变：宏观叙事从”改革开放，经济发展”正在转向”复兴及文化自信”，从强调个体发展转向追求集体的统一性。
这种宏观叙事的转变直接影响了政府对社会治理的方式。在”文化自信”的旗帜下，政府开始更加重视对人民思想的主导权，并通过行政手段和教育内容的改变来规范和引导社会发展方向。特别是在疫情之后，这种管控表现得更加明显。从限制地下说唱演出，到取缔非官方举办的音乐节，再到最近发生的万圣节事件，政府对各类自发性的社会活动采取越来越严格的措施，尤其是针对年轻人的文化活动。这种管控已经从文化领域逐步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或许，政府所忌惮的并非这些文化本身，而是它们正在促使社会形成更加细小的原子化群体。政府担忧这些群体的叙事有可能削弱国家想象共同体的宏大叙事，从而影响整体的社会凝聚力。
而这些原子化群体确实发展出了独特的亚文化和交流方式，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，建构出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底层叙事。通过网络梗、二次创作、戏仿等方式，这些个人化的微观叙事不断对官方的严肃叙事进行消解和重构。比如，当官方强调”奋斗”时，年轻人用”内卷”来回应；当号召”为国争光”时，他们以”我们都是普通人”来解构；当倡导”共同富裕”时，“躺平”的讨论却在网络蔓延。这些来自底层的叙事之所以具有强大的传播力，正是因为它们真实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诉求，比官方的宏大叙事更容易引发共鸣。
从更深层次来看，这实际上是一场个人微观叙事与官方宏大叙事之间的冲突。年轻一代逐渐看清了宏大叙事背后的真相：在追求集体统一性的过程中，个体的真实需求正在被不断牺牲。他们开始质疑这种宏大叙事的合理性，拒绝被动接受这种自上而下的价值观输出。这种觉醒不仅体现在对官方话语的消解上，更反映了年轻人对个体价值的重新认识。在他们看来，真实的个人叙事才是对抗虚幻宏大叙事的最有力武器。
这是一场注定不平等的叙事博弈。一方面，政府掌握着强大的行政资源和话语工具，可以通过删帖封号、舆论引导、文化管制等手段压制或收编这些底层叙事；另一方面，这些分散的个人叙事又在不断涌现，试图打破官方话语的垄断，以一种难以被完全消灭的方式，在宏大叙事的夹缝中形成不可忽视的声音。